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追忆百年历史，重温伟大梦想；梦想指引方向，步伐愈发铿锵。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湖大研工特别开展“领学党史”网络巡礼，邀请百位研究生辅导员、导师、研究生精读领学百年辉煌党史，教育引导研究生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今天，特别邀请湖南大学研究生辅导员杨锦滔老师领学1927年党史。
我是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辅导员杨锦滔，200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我精读学习了1927年党史。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一起重温这段光辉历程，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1927年1月3日，武汉人民为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大会。在汉口江汉码头的前面和英租界的空场地上，有宣传员数人在进行演讲。英帝国主义者认为这是进行挑衅的极好机会，就调集大批武装水兵登陆，用武力驱逐听讲的群众，用刺刀在人丛中乱戳，当场有一名海员被刺身亡，有数十名群众被刺伤。鲜血染红了江汉关。
英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激怒了武汉的广大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向英国提出严正抗议，责成英国政府：赔偿、道歉，凶手交中国政府依法惩办；并要求英国立即撤退驻扎在汉口的军舰，解除英租界巡捕武装，由中国政府派军警管理；还要收回海关，取消英船内地航行权，取消英国在华领事裁判权。限英政府在72小时内给予答复。但英帝国主义者藐视中国人民的力量，竟对此置之不理。1月5日，武汉40余万人冒雨举行抗议大会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卖国贼”的口号。抗议大会以后，革命群众英勇地驱逐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占领了汉口的英租界。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抗议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制度！
1927年汉口“一·三”惨案发生时英兵与中国群众冲突
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90年过去了，再读《报告》，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调查湖南农民运动不单是为了回应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还有其认识、实践、心理基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农民作用的肯定、对农村建设的关注，仍不失其当代价值！希望大家多去阅读原著，并深刻体会。
毛泽东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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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许多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进行了反抗运动，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国民大革命的国共合作基础破裂。
四一二政变被捕革命群众
４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
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身上。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周恩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分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和“清党”后，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派遣李立三等同志前往九江，准备组织中共在北伐军中的力量，联合国民革命军第12师师长张发奎重返广州，发动农民暴动，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那时张发奎已经实行“清共”政策，使原来的计划落空。中共中央遂决定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集中武装力量，进行南昌暴动，并派中央常委周恩来赴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暴动。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并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会议，宣告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任委员。会议决定贺龙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起义时间定于7月30日晚。由于张国寿的阻挠，起义时间推迟到8月1日凌晨4时，但因起义时间泄露，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提前到8月1日凌晨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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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凌晨2时，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1万多人，这样，南昌守敌几乎全部被歼灭，起义部队占领了南昌城。8月1日9时，在南昌城召开了有起义领导人和各省市及海外华侨代表共4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任主席。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任代理总指挥、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8月1日被中国共产党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也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一波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在党的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南昌起义
1927年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了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
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共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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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0月27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茨坪，从此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征程。起义部队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创造了一整套宝贵经验，为党在全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方法、指明了道路，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面对强大敌人向广州发起围攻，叶挺、叶剑英主张起义军主动撤离广州，但却遭到共产国际顾问的否决。经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火种！
牢记过去，才能把握现在，方可开辟未来！历史、现实、未来相通，昨天、今天、明天相连。党的历史是认清历史逻辑、历史方位、历史走向、历史结论最为生动的教科书。只有深切地了解党的苦难和辉煌，才能做好今天的现实工作、承担起明天新的使命，更能承担起新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政育人的功能。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湖南大学的一批杰出校友徐特立、方维夏、王尔琢、汪泽楷、姜治方、贺光珩等人曾参加南昌起义，为千年学府在史册上书写了辉煌篇章。
1938年初，徐特立回湖大作抗战讲演后在校门前留影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委员、党务委员会委员，起义部队第 20军第3师党代表。
徐特立1915年至1917年曾任湖大前身之一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员。1922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到湖南从事教育工作。1927年7月，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下旬，根据中央指示，与方维夏、张国基等人奔赴南昌，参加起义准备工作。
时任江西省代理省主席姜济寰是徐特立的同乡同学，两人交谊深厚。姜济寰，字咏洪，曾任长沙县知事、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湖南省议会议员、省财政厅厅长、湘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并支持毛泽东发起俄罗斯研究会、建立文化书社。1926年随北伐军进入江西，先后担任省政府建设厅长兼民政厅长，国民党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长等职，是一位极有影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
到南昌后，徐特立入住姜公馆，与林伯渠一同做争取姜济寰的工作，对他晓以大义，要他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经过反复考虑，姜济寰毅然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参加起义，为起义顺利进行以及起义后秩序维护、物质筹备、部队转移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8月1日凌晨，起义枪声打响，徐特立与姜济寰坐镇姜公馆。国民党省警备司令部值班室打电话告急，姜济寰指示：“情况不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这样一来，就拖住了警备部队。待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被起义军包围，姜济寰又命令：“一律放下武器。”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部队占领了南昌城。
上午9时，召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推选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朱德、恽代英、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参谋团、总政治部、财务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等机构，任命徐特立为党务委员会委员，姜济寰为财政委员会委员、代理江西省政府主席。8月3日，姜济寰以主席名义发布布告，稳定局势。随后，部队按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徐特立被任命为20军第3师党代表，与师长周逸群率部担任前锋，转战赣南、粤东。潮汕失利后被安排转移到上海，继续为党工作。
参加南昌起义，成为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征途中迈出的第一步。1966年4月，徐特立重访起义旧址，挥笔题诗一首：
杨匏安被称为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他生于1896年，广东香山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 被国民党逮捕后，他拒绝蒋介石劝降，慷慨就义。
1919年杨匏安在广州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同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广东中华新报》连续19次，刊登了他的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他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先驱者之一，曾有“北李（大钊）南杨”之说。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叙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时，首先提到了李大钊的贡献，其次便提到杨匏安的贡献，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党组织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国共合作后，受党派遣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和谭平山二人为中共在国民党的党团书记，致力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前往香港，和苏兆征等一起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5月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不久参加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会后南返广州，协助广东党组织接应南昌起义南下部队。
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并参加编辑党的刊物。在上海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积极从事党的编译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1931年7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杨匏安不为所动。敌人改为严刑逼供，他咬紧牙关，只字不吐，最后壮烈牺牲，年仅36岁。他以自己的行动，表现了他早年在诗中所称颂的“借次清霜坚傲骨”的可贵品格。
《广东中华新报》是当时广州一家规模较大的报纸。杨匏安密切关注广东学生运动的发展，从5月21日起，写成《青年心理讲话》，在该刊连续登载一个多月，意在引导学生，在爱国运动中健康成长。6月至8月，他又在该刊发袭近3万字的《美学拾零》，介绍了柏拉图、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哈特曼等十多位西方著名学者的美学思想，可说是我国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思潮的文章。
青年杨匏安
1922年2月26日，广东青年团创办《青年周刊》，由杨匏安撰写创刊《宣言》，署名“夕ㄢ”。《宣言》公开向读者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篇短短的“宣言”，已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动之外，“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汗血”。同时号召学生、妇女和军队，同青年团员携起手来，共同革命，号召中国军人要学习苏联红军的榜样。
杨匏安在《青年周刊》发表文章
1922年三四月间，杨匏安在《青年周刊》第3至7期连续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这是用白话文体通俗地、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比1919年的那篇《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写得更加深入浅出，准确鲜明，不失为五四运动时期继承、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